崇政殿内，王安石，陈升之在堂。

    如今曾公亮仍在称疾，陈升之在官家‘数请’下勉为其难回朝主持朝政。

    陈升之读卷言后道：“陛下，考官吕惠卿列阿谀时政者在高等，讦直者居下。而这刘攽主文，却将攻讦朝廷的列举首位，将赞同新法视为谄媚，列为下等。”

    “同一张卷子一个可入一等，一个却排为末等，臣实在不解！”

    不仅陈升之不解，官家也是不解，同一个考生的卷子，但在两位考官眼底却是两等评判标准。

    就好比一个考官给作文评了满分，一个给了零分一样。

    怎么彼之蜜糖，成了吾之毒药？

    章越，苏轼，李大临身为详定官都表示这个卷子分数没办法给。若是两张卷子初考官，覆考官议得都是二等，详定官就采取和两位考官的一致意见。

    若是一个二等三等，三名详定官商议后，在二等三等之间二取其一。

    但一个一等，一个五等（末等），你让详定官怎么评？取个二点五等？

    所以这等次没法给！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等局面？

    是价值观出了问题吗？

    如今朝堂就似这张卷子般，左右两等力量在相互拉扯着，新与旧两派大臣互斗，一不小心就会撕裂作两半。

    从这卷子上可见一斑。

    苏轼进言道：“陛下试士，将求朴直之人授官治理天下，而这等阿谀顺旨之人，居然率据上第，臣实为悲之。”

    吕惠卿斥道：“可刘攽所取的卷子竟处处抨击朝政以为能事，这般卷子又如何当得第一？臣观策中选用易句‘革而当其悔，乃亡’又是何意？”

    苏轼看了吕惠卿一眼，也不与他争辩拿出早已草好的奏章道：“陛下，此疏是臣在御试所草肺腑之言，字字是学，恳请陛下明鉴。”

    说完苏轼向官家叩拜。

    官家见苏轼说得郑重其事，当下拿了苏轼的奏疏看来，原来都是批评之殿试题目之词。

    相比起来刘攽所举的头名卷的批评连苏轼的十分之一都不如。官家知苏轼是一片忠言，但仍是气得堵在了胸口。

    官家将卷子递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苏轼的卷子气都不打一处来。

    王安石当即道：“苏轼上疏不过所论不能得逞之故，卷中之言如此，臣请黜之。”

    陈升之道：“苏轼所言不过异论尔，无可罪者。”

    王安石道：“如苏轼者，不使之困之则不知悔改，还望陛下体察。”

    官家好生为难，同时对苏轼的批评也有几分生气道：“此事以后再议，这状元卷如何定？”

    苏轼道：“臣以为此卷不可为头名！”

    这时李大临亦出班道：“臣附议！”

    详定官中的苏轼，李大临都出班了，但章越却没有挪步。

    此刻章越不由难过，他是苏轼好友，李大临是自己老师，三人这几日在详定所里每日谈论文史，聊得不亦乐乎。

    可是这般好的交情，同时身为详定官本该共同进退，但面对这样的场合，章越却不能支持苏轼，李大临。

    这一张卷子撕裂的何尝是整个朝堂，同时也撕裂着章越的友情师生情。

    眼见章越没有出列，那么罢此赞成新法的头名卷，在三名详定官中自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要是三人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哪怕官家，王安石再强硬都没有办法更改决定，除非他们将苏轼，章越三人一并罢免。

    但详定官是官家拟定的，如此有自己打自己脸的嫌疑。

    只要章越一人不同意，则代表还有转机。

    王安石，吕惠卿看得分明心道，平日章越与苏轼交情很好，但在这时却很是清醒。

    官家问道：“依章卿之见当如何？”

    章越道：“臣以为当拆名后决。”

    陈升之，王安石都表示赞同。

    于是内宦上前拆卷。

    但见吕惠卿所举的支持新法的头名卷乃叶祖洽所作，刘攽所举反对新法的头名卷乃上官均所作。

    “皆是邵武军人士，福建路端是出人才！”官家颇为高兴。

    闻此陈升之，章越，吕惠卿三人都称谢。

    王安石道：“臣记得福建路出了好几科的省元，状元了。看来这一次又要将状元，榜眼收录囊中。这叶祖洽，上官均皆是何出身？”

    内宦禀道：“上官均乃通判上官凝之子，而这叶祖洽倒是寒门出身。”

    说到这里，已不用争了。

    状元必出自寒门，这是宋仁宗时定下的规矩。

    官家当堂钦点叶祖洽为状元，到了这一刻章越仍觉得有些对不起苏轼，李大临，却见吕惠卿朝自己点点头，投之一个善意的笑容。

    之后章越与苏轼，李大临详议名次，最后定榜。

    章越看榜单第五名是陆佃，至于蔡卞也有上榜。与历史上不同的是，本该中进士的蔡卞的兄弟蔡京在三司条例司工作，此时派至京东路督察青苗，但同样得到了王安石和吕惠卿的赏识。

    之后司马光三疏给王安石，写了几千个字，但王安石简单地回了三百个字。

    此疏之后，王安石，司马光二人正式绝交。

    吕公著一直抨击青苗法，一日官家对王安石说：“吕公著对朕言朝廷对韩琦太薄，韩琦将从地方兴兵清君侧！（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

    因为此事吕公著罢去了御史中丞。后来官家，王安石才得知吕公著没有说过这句话，而是孙觉说的，结果官家给记错了。

    此事致王安石与吕公著断交。

    参政赵忭反对青苗法也是被罢，王安石举韩绛为参政，取代而之。

    韩绛为参政后，官家要他保举人才，韩绛保举第一个人便是章越。

    随即官家下旨，任章越为同修起居注。

    吕公著，赵忭先后罢去，庙堂上的撕裂也越变越大，之后一件事将撕裂加剧至最大！

    这件事由一条简单的敕命而起，这日中书门下一名小吏手持一张词头前往舍人院。

    舍人院这一日当值乃右谏议大夫宋敏求，宋敏求是老制诰了，在治平元年便已是修起居注，知制诰了。

    中书门下的小吏递给宋敏求的词头。

    这词头是中书令舍人院的制诰撰拟诏敕的摘要。

    宋敏求看去但见词头就一行小字上书‘前秀州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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