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未虑胜，先虑败，一场近乎灭国的战争，肯定不能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朱翊钧先跟刘显讲清楚战争的目的，随后又问起若军事行动失利，将如何处理。

    刘显回奏道：“臣在武学这一年，所得胜过臣戎马半生。臣以为，新军三千，足以横扫缅甸。若以之为主力，汇聚大军，千人即可当对方数万。”

    “只要火力充足，臣以为打缅甸不用一万新军，三千足矣！”

    朱翊钧听了，心中欣慰，但嘴上说道：“都督不可轻敌。一者我军深入，地利非我所有；二者四面皆敌，人和非我所有；三者缅甸多雨，不利火器，这天和双方共有。若轻敌了，恐招败绩。”

    刘显现在对新军的作战能力有些迷信，听了嘴上应是，心里却不以为然。朱翊钧将清末三元里抗英的故事拿出来，改头换面的说了，把战果也夸大了十倍，这才引起了刘显的重视。

    朱翊钧道：“此类战事，最忌讳的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因此到了缅甸，也要讲究军纪，且不可浪战。”刘显听了点头，大声答应了。

    朱翊钧见打消了了他轻敌的念头，又问了对付象兵的战法、关于山地作战的一些要点，刘显都对答如流。朱翊钧最后听他非常清晰的阐明了作战系制定的，关于战事失利的应对方案，才知道刘显名将之名并非幸致——总算放了心。

    万历四年在朝廷安排好出征缅甸之后结束了。在年底的总结诏旨上，朱翊钧表彰了第二批双优异官员。本次共有六十八个县令、十五个知府，获得了朝廷荫官一名的奖励。

    而在万历三年年底，仅有六个县令，一个知府获得了朝廷荫官一名的奖励。

    获奖官员可选后代一名，直接走武官锦衣千户虚授或百户实授；也可走文官途径进国子监读书后直接选八品以下实授官职；特别优异的一个典型，被皇帝直授同进士出身，儿子还没加冠，七品官直接到手。

    这下子刺激的有点厉害，让已经被拧紧发条的各级官员，在本年度出现了好几例过劳死。因为黄淮大兴工役，万历四年直接牺牲在工地的下层官员也达到了十一员名。

    此际明代并无过劳死的概念，天下官员都以为这几位牺牲的官员是倒霉催的，得急病死了。

    朱翊钧对此却心中有数，在进行了详细调查后，安排人把他们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在两京报纸上发表。号召天下文武向他们学习的同时，又安排侍从室宣传处组织了“万历三年忠臣先进事迹宣讲团”，在天下各府巡回演讲。

    令朱翊钧想不到的是，这后世已经老掉牙的手段，自己每次听都打瞌睡的宣讲——在皇权社会的大明朝效果好出了天际。

    宣讲团成员是由过劳死官员的家属和手下组成，演讲稿都是朱翊钧手把手教侍从室的大笔杆子写就。何处平铺、何处高潮、何处催泪都安排的停当。

    结果在京师的第一次演讲，就把京官和顺天府官员听成了泪人。一场场催人泪下的演讲，一幕幕感人肺腑的事迹，这些官员对皇帝的忠诚、对民族的热爱、对人民的深情和对事业的眷恋，给整个京师官场来了个灵魂洗礼。

    随后宣讲团根据每一场报告反馈的数据，对每一篇稿子再次精雕细琢，而演讲师也在宣传处的培训下，不断提升演讲水平——等过了北直隶之后，所有演讲都达到了神而化之的境界。

    尤其在黄淮大地，因为有共鸣共情，到了场场爆满，泪流成河的地步。黄淮大地的各级官员纷纷表示，若不把两河治理好，上对不起老天爷和皇帝，下对不起父母和百姓，哪有脸拿俸禄，浪费粮食？

    如果此际有无人机拍摄，就会看到黄淮大地，大工地到处都是。而近乎全部的工地上，都有红旗招展、标语飘飘。

    例如“流血流汗干三年，跟天挣来口粮田”属于鼓动型的；“破坏水利设施是违法行为”属于普法型的；还有“扒开水渠，全家死绝”这属于诅咒型的——后来被巡视的钦差都让拔了去。

    朱翊钧当然不能让英雄流血流汗又流泪，万历四年朝廷出台规定：凡是牺牲在岗位上官员，根据事迹的不同，追授官职最高加七级，并厚加抚恤。

    其中一个过劳死的知府，等皇帝圣旨到了后，家属直接将墓碑拔了，换上一品资德大夫才能拥有的形制——乡里轰动。

    这一条规定后来又按照朝廷原有的追封制度和实际情况做出了改进。朝廷追加文件解释：为了表彰贡献并鼓励孝行，牺牲官员家属可作出自愿选择，将追授该官员的最高官职授予已经埋进坟地的父祖，然后按照辈分往下降等追授——此所谓追封三代。

    这一骚操作简直让黄淮地区的官员沸腾，也让其他捞不着双优异地区官员嫉妒的眼珠子发红。

    朱翊钧没想到的是，居然有很多官员宁可不要朝廷“荫一子”的政治待遇，愿意拿这个来换追封三代——这特么的图啥，朱翊钧穿越前肯定表示理解不能，但现在已经完全理解而且表示这样正常，很和谐。

    一个孝字，既是统治的基石，也是激励的利器，更是禁锢的枷锁——万历四年的年底，京师又开了一家报社叫做《新京报》。

    根据后世史学家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新京报》很可能是为了尽快打开局面，这才在创刊号上就直接扔出了一个大炸弹：“丁忧制度，合理还是不合理？”

    这篇文章，直击朱元璋钦定的文官丁忧制度。开篇明义即解释“丁忧”：

    《尔雅·释诂》：“丁，当也。”遭逢、遇到解。《尚书·说命上》：“忧，居丧也。逢父母丧之意，又称“丁艰”。

    随后文章又说，丁忧之制起于汉末，而兴盛于晋。晋代时，不仅父母之丧要去官丁忧，逢兄弟姐妹之丧也要守制。

    隋唐、两宋，管理守丧之制度大备，及传至国朝，定制为父母治丧，文官丁忧。

    概括了几句大家都知道的定义和事实之后，文章开始讲丁忧制度的内在原因：“子有父母之丧，君命三年不过其门，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诚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为人臣者未有不孝于亲而能忠于君者也；为人君者未有不教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丁忧制度是皇帝在教大家如何尊亲守孝的制度，忠臣只能在孝子中间产生，因为他孝顺父母才能忠于君主；而君主不能选不孝之人，因为他不可能忠君。

    这段话接着生发开去：“士大夫者，民之望也。‘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这句的意思是，百姓的教化和风俗淳厚，都是天下官员、士大夫带头遵守孝行的缘故啊。

    看这文章的前三分之一，都是正经文字，很文雅、很正能量。但随即作者笔锋一转，开始不正经起来：

    “然历数中国之乱臣贼子，汉奸蠹贼，曾有未守丁忧之制而卖族求荣者乎？再历数中国之忠臣良将，流芳万古者，未有夺情而开天下太平，致君尧舜者乎？”

    经过两句有力的反问，文章随后抛出主旨：“由是观之，以丁忧、夺情而辩忠邪，失之于谬也！”

    文章随后远举李林甫、秦桧，近举严嵩、严世蕃，都是老老实实丁忧守制的，他们的操守如何，早有定论。

    文章又远举比干，周公，近举岳飞为例，前两者时代没有丁忧制度，岳飞母丧三次要求守丧都被夺情——他们的操守如何，也早有定论。

    随即文章从本朝太祖时期开始历数夺情的官员，截止到现在阁臣已经有十人次；尚书十三人次；巡抚夺情三十二人次；地方官得民心和武将因金革之事夺情的数不过来，大数也有数百次。

    文章说，这些夺情的人中，固然有求善地，居美职而“丧心病狂者”，但也有杨荣、杨溥这样的大政治家、文学家，还有知县方素易等地方官——这些官员，都在夺情之后或梳理国政，或治理地方，留下了万古流芳的美名。

    前后论述差不多了，文章再次点出主题：“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无违于父母，即为孝，何必孜孜以求三年之居丧也？孔圣弟子何曾居丧三年而不仕？后世丁忧之制，早违圣人原意，而有刻舟求剑之讥。”

    文章最后又一个大反问：“万历二年会试，陛下以孝为题，而欲示天下孝之真、伪也，朝中衮衮诸公，宁不深思乎？”

    这《新京报》创刊号发出，士林一时失声，随即沸反盈天——把《新京报》视为洪水猛兽者，口诛笔伐，把万历四年年底点缀的热闹无比。

    而在南京过年的李贽，万历五年的大年初四就悄无声息的跑到冯邦宁家躲了起来。他反复问冯邦宁道：“没人知道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是不是？是不是？！你可千万别说漏了啊，我好怕啊!”

    冯邦宁见他吓得狠了，奇怪道：“谁能想到《新京报》用南京这边的文章？再说，大哥离经叛道之言比这厉害的多了去了，怎么怕的这么厉害。”

    李贽听了苦笑道：“原来拿嘴说，几个人听？现在一旦见报，旬日之间天下皆知，千夫所指之下，谁不害怕？”

    冯邦宁听了哂笑道：“我就不怕，指就指，咬了我的鸟去不成？”

    李贽听了这话，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突然一拍大腿道：“老弟说的对！我决定了，在咱家报纸上再发一篇，题目就叫《儒者，以丧为礼而治天下也》，如何？”

    冯邦宁听了，那脸色和李贽刚才一般儿精彩，随即扑通一声跪下，抱着李贽大腿哭道：“大哥，我不该吹牛逼，您饶了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指着这点买卖吃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