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回纥种种隐忍退让的行径，让朝廷找不到借题发挥、继续压榨其生存空间的借口。

    不过就算没有后世的记忆作为判断的依据，李潼也清楚这些胡部眼下的恭顺仅仅只是实力不足、不得不隐忍求全而已。一旦实力有所增长，野心自然也会流露出来。

    像后世中唐时期，安史之乱搞得天下不安、盛世夭折，朝廷内忧外患，除了要应对国中遍地的藩镇之外，还要对抗占据陇右的这一大敌。而那时的河曲之境也绝对谈不上安宁，回纥也站在后突厥的尸骨上正式崛起，趴在大唐身上拼命吮血以壮大自身。

    那时候的大唐四处漏风，面对回纥各种蛮横勒索，也只能保持忍耐，除了厚币贿结之外，还试图将其他胡部势力引入，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对峙制衡。

    但在本身实力已经不足的情况下，勉强玩这些平衡手段，也只是饮鸩止渴而已，又养出了贯穿晚唐、五代乃至于宋的沙陀武装与党项势力。

    这一次回纥新任首领不愿参加朝廷在骊山举行的演武，虽然言是要为其父守丧，但想也可知是不想过分受制于朝廷，留守部中希望能借着河朔方面大将更替之际谋求什么利好。

    李潼虽然无意大用兵于河曲，但当然也不会任由回纥作弄心计。在将手中籍册翻看一番后，他便又抬头望向刘幽求并说道：“由仁愿坐镇河朔可否？”

    原本历史上，张仁愿就是在三受降城扬名。所以在考虑契苾明的继任者的时候，他自然便想到了张仁愿。

    刘幽求闻言后也沉吟片刻，然后才开口说道：“张仁愿于东北诚是功勋卓著，定乱有术。但其人性厉寡恩，善征少恤，兼贪功若渴，若用之河朔，恐此边不复安宁。今突厥颓顿于漠北，诸胡未称大患，朝廷盛兵常驻彼方，也与圣人大计有悖啊。”

    李潼本就是有些不确定，所以才以此询问刘幽求的看法，听到刘幽求并不认为张仁愿是一良选，心里便也放弃了这一打算。

    倒不是说张仁愿能力不够，而是相对于河朔眼下所需要的，张仁愿的能力太强了。若真将这家伙派往河朔，其人未必甘心仅仅只是维持契苾明原本的局面，肯定是要进取为先，分分钟有可能直接率领大军远征漠北的突厥余孽，未必会专心经营河曲方面的胡情局面。

    眼下的突厥虽然的确实力大损，但漠北之境地远寒荒，也给其提供了广阔的纵深空间。眼下朝廷还并没有做好大举回军北进的打算，一旦贸然扩大攻守形势，极有可能就会虎头蛇尾、劳而无功。

    除了担心张仁愿过于激进、不能控制住战略局面之外，李潼还有一点犹豫，那就是对张仁愿后继的任用问题。东北历练数年，虽然让张仁愿锋芒毕露、积功极盛，但其性格中的一些负面元素也加倍凸显出来，在朝野间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对于张仁愿这样的名臣，李潼自然是另眼相待、不失包容，但也并不意味着会无底线的纵容。观其眼下言行间所流露出的心态，也的确不太适合再直接放用镇戍、担任一线的统军将帅，留其在朝一段时间，处理一些省司事务，既能让浮躁的心境沉淀下来，看待事物的角度也能变得更加宏阔。

    而且，李潼早就有将军务独立、创设枢密使的打算。此前是担心朝中、特别是宰相们抵触情绪太大，再加上一些相关事务还没有铺垫成熟，所以只从侧面进行一些改动。

    在经过两年多的内外休养之后，条件也算是初步成熟，李潼便打算进行一下实质性的推动。而张仁愿就是他心目中所属意、第一任枢密使的人选。

    如今朝中勋功盛壮者不乏，像是已经归朝的黑齿常之、娄师德等，还有一个连续三年主持武举的王孝杰。包括李潼原本的那些潜邸旧人们，也都逐步成长起来。

    不过想要进行这种高度的结构改革，资望方面的要求极高。黑齿常之蕃将立朝，虽然勋功威望足够，但这一身份或会被人加以利用，抨击枢密使的设立乃蕃将乱班之阶。

    至于娄师德，则年事渐高，不堪任繁，从河北返回长安后便担任门下侍中，偶尔坐直政事堂，与转任中书侍郎的姚元崇并为政事堂两大权重宰相。

    王孝杰这家伙，虽然这几年主持武举成效还算不错，可一旦枢密院设立起来，势必要掌握更多的枢机秘要，而且会与政事堂的职权产生一些重叠摩擦。

    若双方事务上起了冲突，王孝杰一个按捺不住，直接瞪眼说这是圣人的意思，你跟圣人理论去。这也不用怀疑，是很大几率会发生的状况。

    李潼虽然要搞军政分离，但也不可能直接插手堂院之争，所以枢密使的选择就要慎重，既要镇得住场，敢与政事堂分权竞争，还要确保行事不失条理，将竞争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这样想来，其实张仁愿也不算顶合适的人选，其人眼下正是功高气傲，仍需打磨。除了张仁愿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人选更合适，那就是仍在安西坐镇的唐休璟。

    唐休璟久在戎旅，世务精熟，且老成持重，如果由他担任枢密使，无疑会让枢密院的建立更加顺利。只不过考虑到唐休璟外戚的身份，李潼也不敢拔之甚高。

    既然张仁愿不适合派往河朔，李潼也不得不考虑其他的人选。他一边沉思着，一边在纸上勾勒姓名，几人名字被相继写出，又被逐一勾走。

    倒不是说朝廷并没有方面之才可用，政事堂中姚元崇、刘幽求等俱久涉军机，又能充分领会中枢意图，一旦入镇，都能快速将局面收拾起来。

    不过考虑到将要增设枢密院的前景计划，李潼并不希望外放宰相掌兵，起码短期内不适合。而且接下来随着朝廷大军将要大举奋进，他也没有太大的精力去过问政治，让姚元崇重回中书，也是为了让宰相在接下来的政治局面中有更大的调度空间，做起事来不至于束手束脚。

    权力的收与放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变化，此前朝廷务在休养、军事收缩，李潼当然有时间和精力对各种内政事务一一过问。

    可现在国中局面趋于稳定，以他为中心的朝廷中枢格局也已经创立起来，适当的放权也是有必要的。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权强揽在手却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事务，这样的勤政之害尤甚怠政。

    在一通思考之后，李潼笔下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开元二年自岭南入朝、一直荣养于京中的李昭德。

    “昭德眼下体中如何？着员归京入邸探问，若康健有力，召他来骊山伴驾观武。”

    听到圣人此言，刘幽求眼中也闪过一丝异色，没想到圣人突然想起要召见李昭德，而且似乎还颇有重新启用其人的打算，愕然片刻，没有及时应答。

    眼见刘幽求神态如此，李潼也忍不住笑一声：“但为唐家臣员，岂有新旧之防。常怀忠君体国之念，才志不会久慌。且观其人，再议前程。”

    他继承大位以来，对原本的朝廷旧臣接受度并不高，即便有所任用，也都是在他崛起过程中早早站队之人。就连魏元忠那种彼此错过，并没有什么正面立场冲突者也都是能不用则不用。

    可是李昭德这个人又有些特殊，相王当国之际，李昭德乃是在朝第一辅臣，虽然不久遭黜，但身上残留的痕迹仍然非常明显。对于其人是用是免，对于世道也有着极大的标志性影响。

    若是在三年前刚刚当国之际，李昭德便仍留朝中的话，李潼自然不会启用其人，甚至有可能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直接将之干掉。

    不过当时李昭德远在岭南，君臣之间并没有当面相对的机会，也就避免了直接的冲突发生。如今李潼再想起李昭德，除了就事选才之外，也是希望朝廷政治风貌能够因此有所改善，不要再沉湎旧事不能自拔。

    他这一次演武于骊山，除了宣威于中外，还就就是为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做铺垫与准备，进行早在三年前便有打算、但一直隐忍至今的深刻干涉吐蕃。

    与吐蕃的这一场对线，不知会持续多久，接下来国中人物力量必须要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倾斜，所以国中政治氛围恢复宽松和睦，也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李昭德作为旧朝最鲜明的一个代表人物，能够在这开元新朝中再获任用、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对广大时流而言无疑是一个极为正面的导向。

    至于说启用李昭德会不会引起一些旧势力的死灰复燃，这也不必防禁过甚。如果君臣数年励精图治的兴治休养，尚且还承受不住一些贼心不死、招魂阴谋的冲击，那这几年也算是白过了。

    大不了，食堂大总管徐俊臣再去大理寺上班。无谓为了这些隐患，去阻挠其他野中贤遗为国捐才效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