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刘备很忙碌，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战后一系列的善后工作千头万绪，全面度田和之后授田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需要大量官员全身心投入进去，包括他这个皇帝都不会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很多官员在这一波混乱之中或者是造反被杀了，或者是能力不足以应对困难，进退失据致使地方损失太大从而被罢免职位，林林总总算起来，这一波度田之乱也带来了上万名官吏的位次更换。

    这对于国家来说，长远肯定是好事，因为不称职的或者心怀不满的都暴露出来了，都会被好好的惩治，不会再出现更多值得担忧的事情。

    但是对于短期内的情况来说，问题还是挺大的。

    忙，就是忙，战后的善后工作，官吏的选拔更换工作，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是要忙碌的事情忙来忙去，整个贞观元年就这样忙过去了。

    但是这样的忙碌也是能带来极大的好处的，比如农业集体化程度的极大进展。

    过去，因为没有强制性的执行手段，主要遵循一个自愿原则，被朝廷征收的土地和解放的奴隶当然是全部都安排了集体农庄，在地方上作为打样的存在，供自由农民们选择。

    有些人看到了农业集体化的好处，所以选择了加入，而有些人则坚持家庭生产，不想加入，总觉得朝廷里这些当官的没安好心。

    那刘备当然是宽容的，你愿意，我接纳你不愿意，我不强迫，你想走，我放开门禁让伱走。

    保持这宽松的政策规矩，所以整个江北地区的农业集体化程度呈现一个西高东低的局面。

    关西之地的农业集体化程度很高，尤其是凉州这样的起家之地，那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关中地区和益州北部的农业集体化程度也很高，普遍超过百分之八十，乃至于百分之九十，并州和幽州则因为长期战乱，平定之后则顺理成章的推进农业集体化生产，当地人出于对安全的需求，也普遍愿意接受。

    到了冀州，冀州北部农业集体化的程度比较高，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南部则相对较低，个别地区甚至不到百分之三十，这也是本次度田之乱中冀州南部的情况特别严重的原因之一。

    而在中原地区，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则高低不一，总体来看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部分地区高，能有百分之六七十，部分地区较低，只有百分之三四十。

    长江以南就不说了，有没有都差别不大。

    而在度田之乱以后，因为集体农庄在战乱时期的优秀表现十分惹眼，自由农民们眼睁睁地看到了集体农庄的优越性，看到了他们强大的抵御灾害的能力，于是集体用脚投票，大批量大批量的要求加入集体农庄。

    因为要求加入集体农庄的人太多，以至于官府人手不够，只能让他们排队，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慢慢来。

    然而越是如此，想要加入的人就越多，越是不得，就越是要得到。

    之前官府费劲宣传的时候，反而没几个人动心的，只能说这属于人类本质的暴露。

    集体农庄的事情需要很多时间去经营处理，因为对方人手告急，刘备于是宣布地方官府可以请求郡国兵组织的帮助，郡国兵们都是有文化的，喝过墨水的，对这些事情有办事能力，把他们拉过来，就等于凭空多了几千名办事吏员。

    这人不就够了吗？

    想让我扩招官吏是不可能的，没那么容易的，才几千万人，就有十六七万的官吏和二十万郡国兵，加一块等于三十多万人在帮忙治理。

    而且之后随着集体农庄的铺开，官府代表的人数也要增加，要不了多久官吏数量就会突破十七万，另外还有三十万军队要负责征战，吃财政饭的人就等于有六十七万。

    宫里还有宫廷内侍和宫女，北方边境还有很多半官方性质的官府畜牧雇员，林林总总，很快就要有七十万人吃财政饭了。

    汉帝国现在的人口大概率还没有突破七千万，最多也就是接近七千万，等于平均一百个人就要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以现阶段的生产力来看，差不多了，必须要给以后留一点空间，不能现在就把扩编名额给用光了。

    否则他控制的大汉第三帝国高低也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冗官冗兵】的名号。

    所以刘备就没有答应某些人提出的扩编官吏员额的要求，而是把郡国兵纳入地方治理体系，请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出手相助，苦一苦自己，幸福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刘皇帝。

    刘备这边带着内阁阁员们开始九九六加班模式，加班加点处理地方蜂拥而来的政务处理请求，一边又要分心在官吏选拔的事情上。

    现阶段虽然还不是召开科举考试的合适时机，但是因为人事权力已经彻底被他掌控，没有人可以质疑他的人事权力，所以在人事方面，刘备已经开始使用考试的方式来选拔新的官吏了。

    帝国人事权力现在全归吏部，吏部掌握全部的选拔权力，而主要选拔的对象就是雒阳太学和各州州学的学生，拥有这个身份，你觉得自己的学识可以，那么就可以来参加雒阳吏部举行的内部考试。

    而考试选拔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吏员，这是刘备对吏部选拔考试进行的一些基本规则的确定。

    因为官员和吏员的职责不同，官员的职责明显更重，对民间承担的责任也非常重大，没有经验是很难做好官员的。

    古代科举考试的一大弊端就在于选拔了一些没有做官经验的纯粹的新人前往地方做官，以至于闹出了不少搞笑的事情。

    所以朱元璋在给新科进士们授官之后，还要给他们分发在地方做县官的必读手册，给他们搞临时培训，以防止这些二愣子被地方的吏员给骗得团团转，被卖了还要给他们数钱。

    朱元璋能打出这样的补丁，只能说明此前，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过了，甚至已经成为了足以让皇帝感到重视的严峻问题。

    新人确实不容易做好一县主官，虽然这年头地方人口数量不多，但是官员也要为这些地方的人命负责，稍有不慎，搞出人命事件，人家也要埋怨朝廷。

    所以刘备的打算就是将考试选拔的人员限定在吏员的范畴，然后打通从吏员到官员的选拔阶梯，让吏员成为官员的预备军。

    想要成为正式官员，就要先通过吏部考试担当基层小吏，积攒充足的经验，然后做出成绩，再通过进一步的官员选拔考试，由此成为帝国官员。

    想想也是，帝国将近十七万的公务人员，正儿八经的官员、权贵只有七千多人，剩下的全是小吏，从政经验最丰富的，除了官员本身，也就是这群小吏。

    最主要和民众打交道的、贯彻朝廷治理目标的，也就是这群小吏。

    他们能不重要吗？

    他们的素质和行事作风能不重要吗？

    他们的表现基本上可以代表民众对朝廷的看法，他们的执行力度强弱，就代表着朝廷执政能力的强弱，他们的种种表现，基本上就代表了汉帝国的一切。

    而在过去和未来相当多的时刻，官和吏之间是无法互通的。

    发展到宋明阶段，吏员无法成为官员，但是因为流官制度的确立，官员在地方上的根基反而远远不如吏员那么深厚。

    诚然，这对朝廷治理是有好处的，因为官员身份毕竟更高，要是再掌握太多实权，就会让朝廷担忧了，而小吏虽然有实权，但是没有名分，最多危害地方，害不了整个地方的大局。

    所以不如让官和吏互相斗法。

    只是越往后，负面影响越大。

    想想也能明白，地方县官一任两三年、三四年，就走了，而一些小吏甚至从生干到死，一人能伺候十几任县官，以至于有所谓铁打的吏员流水的官之说。

    发展到后期，很多吏员职位事实上成为了地方部分中小家族世袭的职位，靠着垄断这些掌握一定地方实权的吏员职位，部分地方家族反过来成为了朝廷流官的重要依仗，没有他们的配合，反而很难治理地方了。

    他们没有很高的地位，却是地方上的无冕之王，三五个九十个吏员家族勾连起来，足以垄断一个小县的基本实权，对付那些十年寒窗苦读出来的书呆子，一拿一个准儿。

    当然了，他们不会正大光明和官员作对，人家毕竟在身份上和吏员是完全不同的区别，但是只要哄得好，就能骗的住，只要能骗的住，就能去做很多他们想做的事情。

    因此，刘备吸收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朝廷对地方吏员的素质和任命也要有基础的把控，只靠七千多名官员权贵治理不了天下，没有剩下来十六万的吏员的贯彻执行，是搞不好政治的。

    正如刘备设立律法学府，对二十万郡国兵的素质进行考核、培养，进行一个基本上的把控，因为他知道郡国兵的存在对于地方治理至关重要，而现在，吏员的存在和素质对于地方治理同样重要。

    所以，刘备才会要求吏部对各地吏员的选拔和考核进行充分的把控，先不要去管官员，官员可以交给更高层来把控，每一个官员的任命其实都可以通过皇帝这边来把控一下，但是吏员的数量就太多了。

    用考试进行一轮筛选和任命，虽然无法过滤人渣，但是可以过滤掉能力不足的学渣，避免地方治理出现技术上的问题，别搞得到时候地方全是技术调整、全面崩溃，那就好玩了。

    至于人渣问题，自有法律可以作为应对手段。

    一场考试，可以为国家治理解决一半的问题，功莫大焉。

    在刘备的规则之中，吏部的内部考的内容和太学、学府里教授的差不多，除了少数理论方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实操性质的。

    因为选拔的主要是吏员，都是些办事岗位，所以对实操的要求比较大，且因为大部分的岗位需求在地方，在集体农庄和县府，一般来说对农业方面的知识需求量会格外的大，要求也会很高。

    和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包括天文地理，包括水文环境，包括农作物的种类和生长习性等等，都是一等一重要的事情。

    当然了，针对这方面的工作，也有对税务吏员的要求，这一波吏部考试，也有着对税务官员的大量需求。

    因为度田法令成功推动之后所带来的全新局面和新税法的颁布，目前来看，朝廷需要相当多的税吏来贯彻执行新税法的要求。

    因为不想扩招人员招的太凶，所以刘备提前已经对朝廷中一些不怎么重要的闲散部门发起了重组。

    很多没什么事情的闲散部门比如图书管理员之类的职位被刘备大规模裁撤，基本上十个岗位九个都被取消，取消之后空出来的人就被安排到了税务岗位上转职成为税吏。

    刘备认为那些闲散部门本来就没什么事情，一杯茶一本书一坐一整天，白拿朝廷的俸禄，还不做什么正儿八经的事情，属实是浪费。

    所以在度田令发起之后，刘备让吏部统计了一下朝廷里面的清水部门和清水部门的官吏人数，以及他们负责的事情，认真的考察了一下，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些闲散部门里如果有十个人的话，它本身需要做的事情和担负起来的职责，实际上只需要一个人加加班就能完成，剩九个人就相当于是在骗朝廷的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据说某些职位开国之初也是没有的，而是后来为了权责细分逐渐添加进入的，但是加人之后不仅没有提高工作效率，还因为权责细分的不够完善而导致了互相扯皮、推卸责任的问题。

    于是官员人数增加了，办事效率却降低了。

    闲散部门开始变成懒散部门，越发的臃肿、无用，更要命的是这些人往往是官，不是吏，福利待遇普遍更高，属于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了。

    这些人刘备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容忍的，所以刘备决定推动他们的转职，顺带着把这些毫无意义官职给取消掉，精简官员岗位，减少朝廷在养官方面的开支，优化投入产出比。

    度田法令成功之后，刘备携大胜天下之威对这些闲散部门里的懒散官员发起清算，成功做到了对闲散部门百分之九十的打击，即闲散部门当中官员的百分之九十都被迫转职，只有百分之十能被留下来继续从事原先的工作。

    尽管如此，因为人手极大削减，这百分之十剩下来的人也无法继续闲散了，他们必须要过上比较有压力的日子，整个部门的事情压在他们脑袋上，虽然简单，却需要他们加班加点才能完成。

    过去的闲散生活一去不复返。

    然而他们却不敢有什么意见，他们甚至还要庆幸自己被留了下来，没有转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