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憩庐。

    常凯申亲自往茶杯里冲水，刚满未满之际，戴笠连忙伸出双手去捧。

    放下水壶，常凯申问道：“周明诚真的说他跟罗斯福是朋友，还和英国王子一起合伙开药厂？”

    “确实如此，”戴笠解释说，“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前给洪门的司徒美堂做过好几年法律顾问。周明诚又是美国洪门的坐馆大爷，应该是通过这层关系认识罗斯福的。我还派人去香港问了司徒俊葱，据司徒俊葱说，周赫煊参加过罗斯福的家宴，似乎还给罗斯福出过什么主意。”

    常凯申点头道：“这倒也说得通。”

    “委座，你看杂志的事情……”戴笠小心问道。

    “那本杂志就让他办下去吧，强行停刊的影响也不太好。对日本人，不能一味的惯着，《非攻》只要文章别太激进，那放任自流即可，”常凯申想了想说，“至于引起美国步枪生产线就不必了，我已经派人去了德国，希特勒愿意跟中国展开合作，直接买毛瑟步枪的图纸更划算。”

    戴笠笑着拍马屁：“委座英明。”

    常凯申又说道：“不过磺胺药品必须增加进口量，你让周明诚保证每年300万的份额，价钱方面都好说。”

    “他会答应的。”戴笠欢喜道。

    磺胺生意的巨额利润，自然不可能让戴笠一个人拿。至少得找杜月笙合作，才能更加方便的进货和出货，而常凯申这边也是要分一些的。

    每年价值300万元的磺胺，戴笠这些人可以卖出2000万元，甚至是更高的价钱，谁让这玩意儿太稀罕呢。

    当然，随着伦敦药厂扩大生产规模，磺胺在中国市场肯定越来越常见，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往死里卖高价了。但至少在这一两年之内，戴笠等人都会因此发大财。

    离开憩庐以后，戴笠立即给周赫煊拍电报，把常凯申的意思说明。

    周赫煊的回复是：每年300万元的出货量完全可以，但药价必须提高两成，而且今年只能提供50万元的药品，因为欧洲那边已经卖断货了。

    戴笠连忙跑去找常凯申，常凯申的批示只有一个字：可！

    周赫煊长舒一口气，这几条狗终于喂饱，《非攻》也能继续刊印发行了。

    周赫煊倒也不亏，反正药品生产出来就是拿来卖的，卖给谁都可以。即便利润不给常凯申、戴笠，也会被其他中间商给吃掉，老百姓永远不可能买到廉价药。

    只不过，周赫煊感觉很憋屈，他真的不想跟戴笠这样的人打交道。

    戴笠虽然策划刺杀了汉奸张敬尧，但他杀的进步人士更多。比如几个月前还跟周赫煊有说有笑的杨杏佛，就在6月份遇刺身亡，背后的策划者正是戴笠。

    明年，戴笠还会策划暗杀进步报人史量才，策划暗杀抗日将领吉鸿昌，死在他手里的爱国者难以计数。

    ……

    “正是乌烟瘴气啊！”

    周赫煊扔掉手中的《申报》，戴笠让他感到恶心，而关于马占山的新闻，同样令人作呕。

    马占山此时已经辗转来到上海，公开表示自己只收到171万元捐款。而根据各方统计的数据，这两年全国捐给马占山的财物至少在2000万以上。

    剩下的钱去哪儿了？

    只有鬼知道。

    此事最近闹得很大，甚至激起了学生和群众游行，大家纷纷督促政府彻查到底。

    自从马占山因江桥抗战而成名后，赢得全社会的疯狂崇拜。有人填词谱写《马将军之歌》，有人拍摄电影《马氏抗战风云》，甚至出现“马占山牌香烟”，还有人走上街头募捐“马军长抗日基金”，成千上万的女青年寄出求爱信，给马将军为奴为妾在所不惜。

    然而，现在大家发现被骗了，他们捐出的大部分钱财不翼而飞。

    比如广州的思思中学，校方特别发行了一种“救国券”，上边印着“救国捐款”、“乐捐援助黑省马将军抗日救土”等字样。全校师生踊跃捐款，只要参与捐赠的，最少也捐了1元，整个学校捐款多达6000余元。

    抗战捐款去向不明的消息曝光以后，思思中学的师生们义愤填膺，跑去找学校抗日救国会讨说法。而学校抗日救国会坚称自己没有贪污，已经把捐款全部寄给了东北民间抗日救国会，东北民间抗日救国会则表示自己并未收到捐款。

    谁说了假话，没人知道。

    或许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但这些捐款在某个地方出了岔子，被不知名的某些家伙给私吞了。

    这件事搞得舆论哗然，极大的打击了民众的爱国热情，甚至有不少人怀疑是马占山贪污了抗战捐款。

    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专员调查此事，很快抓到十几个小虾米。比如几个上海混混，利用民众的抗日热情搞“马军长抗日救国基金”，居然在一年内吸纳捐款3万多元，这些钱全部被混混们挥霍一空。

    那几个混混直接被枪毙了，因为社会影响实在太恶劣。但真正赚得钵满盆满的大人物，却依旧逍遥法外，这些家伙是在透支国人的爱国精神，跟投敌的汉奸一样可恶。

    难怪马占山那么受欢迎，肯定是有人借机炒作，不断地在背后推波助澜捞好处。

    国难，对于某些人来说，却是一场饕餮盛宴。

    就在此时，北方又突然出现一个爆炸性新闻——吉鸿昌、方振武二人公开自己的共党身份，率部在察哈尔南部地区建立根据地。

    早在七月份，常凯申以“妨碍统一政令、破坏国策”为由，命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一起前后夹击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无奈之下只能解散抗日同盟，而吉鸿昌和方振武一怒之下，就高调的宣称自己是共党。

    当《非攻》杂志出版到第三期时，何应钦和日军非常有默契地对吉鸿昌、方振武展开围攻。一边是侵略中国的日军，一边是正规的中央军，居然也能联合起来展开军事行动。

    无奈之下，吉鸿昌、方振武被迫投降，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收编，两人跑到天津来做寓公。

    吉鸿昌在天津刚刚找到住处，便跑来三乐堂找周赫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