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和法国开通了空中航线，可以从广州飞到越南，再转机从越南飞到法国。

    周赫煊当然不敢带着老婆坐洲际飞机，万一落下来就好玩了，还是老老实实的乘火车再转走海路吧。

    一路上，康泽都在找机会套话，想要了解周赫煊和希特勒之间的具体情况。周赫煊各种糊弄打哈哈，只说自己跟希特勒谈得比较来，绝口不提什么三眼神族的事情。

    康泽这家伙满手血腥，死在他命令下的无辜百姓以万为单位。若论残暴和血腥程度，戴笠给康泽提鞋都不配，枪毙他一百遍都死有余辜。

    这种人，周赫煊一向敬而远之，连打交道的兴趣都没有。

    当然也不能得罪，周赫煊尽量保持着距离，以写文章为理由，整天把自己关在船舱里不露面。

    他们这趟坐的是快船，仅用三个星期就抵达上海。

    上海的市面上一片萧条，拜白银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潮所致，整个长江中下游的轻工业都趋于崩溃，棉纺行业直接倒退回辛亥革命时期。就拿上海的棉纱业来说，市面上交易的超过八成是日货，只有“申新”等少数国产品牌能够存活。

    原因很简单，白银危机导致银根不足，工厂资金链断裂，民族企业纷纷破产，日货趁机侵占中国市场。

    而四大家族不但通过货币改革赚得盆满钵满，还利用行政命令大肆盘剥巨额利润。比如茶叶和渔业，政府强行要求统制运销，说白了就是以政治手段实现行业垄断。

    商人们已经快被逼疯了，咱们前面讲到的茶叶大王唐季珊，直接拉着14家茶栈跳反，坚决抵制政府命令。各大渔业公司和普通渔民，也坚持自由营业，根本不理会政府的乱命。

    上海的运输业也崩了，包括英美法等国的航运公司，生意那都是一落千丈。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另一方面则是华北走私太严重，华北那边几乎成了三不管地带。好多南方货物干脆沿铁路北运，然后走私出海，外来进口商品也基本走私到天津，然后再发往全国。

    作为远东最繁荣的城市——上海，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工商、金融、地产全线崩溃。

    老百姓的生活也愈发困难，在银元和法币日趋贬值的同时，人民的收入竟逐年下降。1932年的时候，上海丝厂工人的日薪是6角，1933年变成5角1分，1934年下降到3角8分，1935年勉强涨回了4角。

    如今，上海已经在酝酿大罢工了，再不涨工资就要饿死啊。

    正当周赫煊回国的时候，左翼文坛再起风波，出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之争。具体内容有点敏感，咱们不方便详细叙述，反正就是左翼文人自己吵起来了。

    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左联”在年初自动解散。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号召摒弃政治立场一致对外。鲁迅和郭沫若认为，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都应该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奸，就应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文学创作，写什么都好，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力。

    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左联时期”结束，正式迈入“抗战文学”阶段。

    周赫煊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只能以私人名义捐赠了10万元救国资金。

    自从“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都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根本不理会南京政府“敦睦友邦”的号令。

    各种民间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走上街头公开高喊抗日者不知凡几，国党的特务和警察根本就抓不过来。报纸上，“抗X”字眼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许多爱国人士自发前往北方投军抗日。

    到了1936年6月，但凡有点脑子的国人都知道，再不奋起抵抗，就要亡国了！

    “主战派”情绪高涨的时候，以汪兆铭为代表的“主和派”也变得更加积极，其中胡适也是坚定的“主和派”。

    但“主和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觉得中日两国力量悬殊，中国还没有做好抗战准备，应该徐缓图之，其中以胡适为典型。另一种则心思难测，抱有别样的想法，比如汪兆铭。

    汪兆铭此时已经被老蒋一撸到底，没有任何实权可言，但他却高呼“和平”论调上蹿下跳。而汪兆铭的追随者们，也大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们必须通过“主和”来重新夺权。

    ……

    南京，憩庐。

    康泽跺着地板立正敬礼：“报告委座，卑职康泽受命归来！”

    “兆民啊，不用拘礼，”常凯申亲切地笑道，“快坐。”

    “是！卑职遵命！”

    康泽再次敬礼，屈身坐下，犹如蹲马步一般，屁股只敢虚挨着沙发。

    常凯申考教道：“这次去德国学习，有何收获没有？”

    康泽蹭的一下站起来，双手捧着本小册子递上：“委座，这是卑职的学习心得。”

    “坐下。”

    常凯申接过册子却没翻开，而是问道：“你简单说一下。”

    康泽再次坐回沙发，腰板挺直道：“报告委座，卑职此次在德国，考察了纳粹党卫军的构架、规章和运行情况。他们有严格的职务和级别，一切都仿效德国陆军。比如党卫军全国总指挥，相当于陆军大奖，普通的党卫队员，相当于陆军列兵。卑职认为，这个很有借鉴意义，力行社别动队也应该制定详细级别……”

    “嗯，”常凯申强行打断，“你的想法不错，是应该整顿党卫军职务。还有别的呢？”

    康泽猛然间意识到什么，额头疯狂冒汗，他似乎犯了老蒋的忌讳。康泽想要把力行社别动队，发展成中国的“党卫军”，而老蒋明显不愿意再豢养出一头恶虎。

    蓝衣社的三权分立好不容易达到平衡，康泽只要敢再揽更大的权，势必会被常凯申彻底抛弃。

    康泽忍不住擦了擦汗水，说道：“此次德国之行，卑职被纳粹的纪律性、服从性和爱国精神深深感染。卑职认为，应该在中国加强领袖的权威，让全体国民都团结在委员长的旗帜下……”

    康泽说了足足有七八分钟，无非是学希特勒那一套，加强老蒋的独裁统治。

    常凯申对此很满意，点头说：“你这次学习还是很有成果的。”

    康泽终于放心下来，忍不住又擦了把汗，说道：“委座，我回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消息，不知是否该禀报。”

    “讲。”常凯申道。

    康泽说：“卑职亲眼看到，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给周赫煊送行，还送了周赫煊一把希特勒亲自设计的手枪。希特勒再三挽留周赫煊，邀请周赫煊担任元首顾问，好像对周赫煊极为重视。委座，这是国师待遇啊！”

    “国师？”常凯申的表情似笑非笑，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把康泽打发走以后，常凯申立即让人拍越洋电报，询问程天放究竟是怎么回事。

    程天放回电说，希特勒极度重视周赫煊，不但颁给了帝国总理勋章，而且对周赫煊有求必应，两人应该是结为了私交挚友。

    常凯申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对周赫煊却不敢再小看。至少可以利用周赫煊，加强与德国的外交关系，说不定关键时候还能派上大用场。

    思虑片刻，常凯申叫来侍从秘书：“安排一下，我要给周赫煊颁发一等卿云勋章。”

    在国党败走台湾以前，所有非战斗类勋章当中，“采玉勋章”是最高级别，其次就要属“卿云勋章”了。

    一等采玉章只颁发给国内外元首，所以周赫煊只得到了二等采玉章。现在老蒋直接颁发一等卿云章，那绝对是天大的“恩赐”，只要周赫煊把一等卿云章戴在胸口，整个国统区都可以横着走。

    卿云勋章共分为九等，授予功勋卓著的公务员，以及对国家社会贡献极大的非公务员和外籍人士。周赫煊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按理说是必须要表示一下的，只看具体颁发几等章而已。

    从老蒋北伐成功到现在，貌似还没给任何人颁发给一等卿云章，直到抗战即将胜利，他才一口气颁发了九枚。

    周赫煊算是独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