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传回来的消息，正是历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当初跟随汪兆铭一起叛国的汉奸不少，其中就有陶希圣和高宗武。

    陶希圣我们前文提到过，还串联一帮“主和派”文人，跟周佛海等人一起撰文抹黑周赫煊。

    而高宗武就更不得了，他是汪兆铭投敌事件当中，除了陈璧君之外出力最多的混蛋。汪兆铭本来都没跟日本人接触，就是这个高宗武从中牵线搭桥，而且是高宗武主动找上门联络日本人的。

    汪兆铭在投敌之初，通电揭露常凯申表面抗战、暗中媾和，其实说的就是高宗武做出的一堆烂事。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常凯申派高宗武去香港搞情报工作。

    高宗武本事真大，擅自联络到近卫文磨的私人驻华代表松本重治，以及日本参谋本部特高课课长影佐祯昭。他将影佐祯昭的亲笔信交给常凯申，又把常凯申的“和谈条件”带去回复日本人。

    但常凯申是否答应和谈一直存疑，就连跟高宗武接触的日本人西义显都不相信，认为那些和谈条件不像是常凯申亲口所说，更像高宗武模仿老蒋语气而自己做出的回应。

    这一次“和谈”虽然失败，但很快迎来新的转机：日本内阁改组，不主张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

    常凯申把高宗武从香港招回来，让他负责传话：“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日本攻下武汉，国府内部亦绝不会起变化。”这说明老蒋也想进行和谈，但他的意图是逼迫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对中国更有利的和谈结果。

    但高宗武作为外交官，再次自作主张。他在向日本传话之时，不断强调中国有一个以汪兆铭为中心的“和平派”，并首先提出一个中日和谈思路，即：拥戴汪兆铭，使之成为中日和谈的媒介。

    可以说，汪兆铭能够实质性的投敌做汉奸，高宗武乃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说香港《大公报》传未来惊天消息呢？

    陶希圣和高宗武居然良心发现，他们从上海潜逃到香港，向《大公报》揭露了汪兆铭的所有卖国行径，甚至把汪兆铭签署的卖国条约副本都偷出来了。

    陶希圣、高宗武二人不断拥汪促和，出发点无非有两个：

    第一，“救国救民”。这里的救国救民必须打引号，他们深知和谈就得出卖国家利益，但更认为中国战必败，只有和谈才能苟安。

    第二，政治野心。既然中国靠和谈才能苟安，那干脆由他们出面进行和谈。这样即可以保住国家，又能捞取政治资本，更能以民族功臣的形象节节高升。

    但是，汪兆铭刚刚签署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等八份卖国文件，实在是把陶希圣和高宗武给吓到了。他们一直以为中日能够划江而治，哪曾想，这些文件居然把中国的领土、资源、军队、主权、文化各方面都卖个干净。

    这些文件一旦生效，中国可以直接宣告灭亡，而他们也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陶希圣和高宗武被惊出一身冷汗，劝阻汪兆铭千万不要签字，赶紧退出和谈，或离开上海回重庆，或远走欧美隐居，总之绝对不能继续谈下去。

    但汪兆铭已经铁了心要当汉奸，不仅不听劝，反而派人监视陶希圣和高宗武，甚至密谋除掉他们甩锅给军统。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她接到丈夫的诉苦信件，毅然带着五个孩子从香港去上海，让丈夫有了离开汪兆铭巢穴去和家人同住的借口。在汪兆铭逼迫陶希圣签字的时候，万冰如又对丈夫说：“我把全家性命带来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因为万冰如带着五个子女到来，让汪兆铭暂时放下戒心，陶希圣和高宗武趁机在青帮的帮助下秘密离开上海。

    面对汪兆铭的怒火，万冰如又大胆的去见汪兆铭，以劝丈夫回上海为理由，要求带着两个孩子去香港，并留下三个孩子在上海读书当人质。

    汪兆铭自然是同意了，他不信陶希圣夫妇会不顾孩子的死活。

    结果，在万冰如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不久，剩下三个孩子也在青帮的帮助下逃离上海。

    陶希圣和高宗武抵达香港以后，没有直接去见国府的人，而是带着汪兆铭的八份卖国文件副本找到《大公报》。香港《大公报》立即把副本内容，全文发电报传回重庆总部，周赫煊比常凯申都更早知道这件事。

    翌日，“汪日密约”就被香港和重庆的《大公报》披露出来，迅速在全国引发一场舆论地震。

    之前汪兆铭一直打着救国和谈的招牌，很是欺骗了一些人。包括孙科、龙云在内的许多军阀都是默许的，他们对此还抱有侥幸心理，说不定汪兆铭的和谈能够成功呢。

    现在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因为那八份“汪日密约”太过吓人。不仅出卖了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全部国土，甚至连思想文化都要出卖，以后就没中华民族了，只有被日寇奴役的亡国奴。

    这让无数徘徊不定、心存侥幸的人，彻底认清了日寇的狼子野心，也认清了汪兆铭卖国求荣的丑陋面目。

    “汪日密约”的内容都有什么，看看香港《大公报》的新闻主标题和副标题就知道了：“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在经历“高陶事件”之后，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连力图保存实力的地方军阀也丢掉了幻想。

    就此来看，还真不好评价陶希圣和高宗武的功过是非——特别是牵线搭桥导致汪兆铭投敌的高宗武。

    “高陶事件”在抗战后方闹得很大，而在同一时候，日占区则是桃色绯闻满天飞，郑萍如成为万民唾骂的无耻女汉奸。

    事实上，郑萍如是军统的秘密特务，因行刺汉奸丁默邨被捕。她在遭受严刑拷打后，坚称刺杀丁默邨只是由爱生恨，惨遭汉奸杀害，牺牲之前最后一个愿望是扑粉补妆，漂漂亮亮的从容赴死。

    一个秘密战线的女英雄，就此成为上海花边新闻主角。

    张爱玲以此为原型写出小说《色戒》，把爱国女英雄塑造成贪恋男女之情的无知女人，实在是对抗日烈士的莫大侮辱。

    不但是郑萍如爱国，她的父亲郑英伯数次拒绝日寇拉拢，在女儿牺牲不久就忧愤而逝。她的哥哥郑海澄、未婚夫王汉勋都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在1944年的空战中先后牺牲，可谓满门忠烈，这样的女子怎容污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