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11月，可以说是本年度政治气氛最浓重的一个月。

    在这个月里，国家高层召开会议，讨论议题，做出决定的频率达到了高峰。

    月初，时间跨度长达两个月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报纸上对外公布的消息，这次会议将会决定彻底改变插队政策，将上山下乡纳入劳动就业的轨道，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11月10日，共和国工作会议在京城召开。

    会议讨论了把下一步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还讨论了“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两位和伟人争权的大佬因此正式落马，解放思想则成为了当前问题。

    11月14日，经最高层批准，京城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声讨“四人团伙”的活动是革命行动。对因此而受到迫害的人，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8日，华夏通讯社报道，1976年因“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380人中，没有一个坏人。这些人现已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1月25日，京城市委召开大学扩大招生工作会议，确定首都24所大学分别设立36所分校，扩大招生约1.6万名。

    11月29日《京城日报》报道：京城市委日前召开会议，具体研究贯彻最高层批转同意五大部委，部署全部摘掉老右分子帽子以及摘帽子后的安置、改正和有关政策的落实问题。

    以上这些国家大事，一件比一件影响重大，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涉及到千家万户。

    因此一但有什么新消息传到社会上，受这些政策所影响的每一个人，生活的心气和精神面貌必然都开始发生全新的变化。

    或许是精神一震，充满希望。或许是更急不可耐，盼望后续政策落地。或许是还隐藏着一丝忧虑，暗暗考虑如何应对政策的演变。

    但更多还是喜笑颜开，欢欣鼓舞。人们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变得乐观和积极起来。

    当然，作为重生的过来人，洪衍武对这些新闻的关注程度远比当代人要少得多。

    由于在他的心里早已预知了结果，这些新闻对他完全没有悬念，他仅仅是看看报纸，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便好。

    他的精力完全放在了其他的地方。

    其实自打把“伸手来”这件唯一的烦恼解决之后，洪衍武的小日子里就没什么愁事儿了。

    当月，他除了时常和“糖心儿”在一起腻乎着，其余主要忙活的就是一些家务杂事了。

    比如给嫂子和洪镒搞点营养品，帮舅舅那边处理鸡蛋，再把从滨城带回来的海物分送一些给亲戚朋友。

    工作的事儿洪衍武也抽空问了一下。

    街道李主任可是个“热心人儿”，为了尽早看上电视，他比洪衍武自己还急呢。

    只是现有的工作，不是工作时间长就是离家太远，并不符合洪衍武的要求。也只能再等等看。

    不过这件事虽然一时没结果，可李主任又收了洪衍武两条烟，倒是就手把边大妈“副主任”里“副”字儿给去了。让毛远芳就此靠边儿站了。

    为这个，李主任在福儒里的居民口中竟然成了值得信任干部。人人交口称赞，让他自己也很意外。可见毛远芳有多么不得人心吧。

    至于在挣钱的事儿上，洪衍武认为一切都上了正轨，顺其自然就好，还真没怎么上心。

    可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钱真找到你头上的时候，连挡都挡不住。

    首先说电影市场，由于伟人十月底访日的原因，从十一月到十二月整整两个月里，有六部日本影片将集中在国内放映。

    而这些日本影片一经登上京城的银幕，立刻让京城的电影院门口，比平日更增加了数倍的热闹。

    不为别的，关键是依次放映的是《追捕》、《望乡》、《吟公主》、《金环蚀》、《狐狸的故事》和《故乡》。

    这排片顺序可是太牛了，头两部电影简直就像个最响亮二踢脚，一下就把国人刺激得嗷嗷直叫。

    毫无疑问，《追捕》是当时国内最缺少的商业娱乐片。

    警匪、追逐、爱情、脱逃、阴谋这些激动人心的元素一个不少，立刻牢牢抓住了国内观众的心。

    结果这部电影，不但使高仓健的硬汉形象一举凌驾于国内传统奶油小生的形象。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也成了国内男青年的第一代梦中情人。

    电影一经放映，大街小巷中，很快就能听见有人哼哼“啦呀啦”的电影主题曲了。“横路敬二”则变成了傻冒的新代名词。

    甚至没多久，只要有人有翻阅栏杆或是跳下台阶的举动，或是是学生跳高、跳远，几乎到处可闻拿人打镲的新词儿。

    “你跳啊，跳啊，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

    至于《望乡》，这部影片也被译为《山打根8番妓院》。它其实在娱乐性方面并不高，而是一部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贩卖到南洋为娼的辛酸史。

    但这对当时封闭的国人而言，通常的理解就是一部带颜色的电影。

    正因为如此，它在共和国引起的社会影响不仅远超《追捕》，甚至超过了它在本土放映的效果。可以说饱受争议，掀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人认为他对青少年的心灵有荼毒作用，建议封禁影片。最后导致相关部门不得不对影片的许多镜头，又做了剪辑处理才得以重新上映。

    这应该就是我国喜欢剪辑外来电影的习惯由来。

    但实际上更多的人骂归骂，同时却又抱有极大的“批判热情”，怀揣考验自我的“革命目的”，而欣然购票入场。

    这种心态，用一句相声里的台词儿就是，“我得看看到底有多腐化，多堕落！”

    于是乎一块钱不嫌多，两块钱乐意看，三块钱都心甘情愿，只要有票，有票！

    说真的，有这“双响炮”，京城的电影票房还从没这么火爆过，一票难求是常态。

    完全可以预见，这个月电影票方面又会是创造出一个收入的新高度。至少一月顶俩月，洪衍武到手的利润得按翻倍算。

    因此，尽管明知话剧《于无声处》11月16日在京公演，同样是个捞钱的机会。洪衍武却只出于本能地动了动念头，就直接放弃了。

    他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钱多了他还发愁怎么花出去呢，白惹这个麻烦干嘛！

    其次再说说倒腾指标的买卖的事儿，同样也有一个大大的惊喜。

    而给洪衍武带来这个惊喜的人让他也比较意外，居然是“二头”。

    不得不说这小子在票务方面真的很有天份，他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也善于动脑子。

    自从跟着“糖心儿”卖货以来，“二头”见所有的家电里，就数电视机买的最火。而且发觉现在根本就是有钱无货，他就自己琢磨上了。

    照他的想法，哪儿都能没电视机票，那生产电视机的工厂还能没有吗？

    于是他私下里就按自己的想法试巴了一下。

    当时，京城本土生产的电视机有两个品牌，一个是“牡丹”，一个就是“昆仑”。

    生产“昆仑”的是一家老厂，位于东城区北河沿大街77号，叫做“东风电视机厂。”距离王府井很近。

    “二头”打听到厂址之后，特意赶在下班时间连续跑了好几天，在门口跟工人们搭讪。

    等请吃请喝交了几个小哥们之后，没想到摸到手的情况，非常乐观。

    因为当时，市面上所有紧俏商品，就唯有发放电视机购买凭证是没有明确规定，全是由生产厂家与一些单位或个人的关系决定。

    当时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不同单位在公家的层面上以权谋私，彼此之间互通有无，用自己的产品来互相交换，美其名曰“为内部谋福利”。

    既然电视机厂有着如此的便利条件，自然不能免俗。

    从各位厂领导手里，随随便便批出去的电视机票，那简直多不胜数。根本就是光明正大的事儿。

    另外，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肥水总得先浇了自己的田，才能匀给外人。

    那么电视机厂内部，他们自己的工人当然也会轮流分配到电视机票。

    由于各种渠道还厂的旧电视机或样品，也都会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内部分配。为此厂办还分门别类制作了许多种票子，让人眼花缭乱。

    只是由于当时的分配方法比较僵硬死板，基本上是硬性一刀切，赶上什么是什么，一点不考虑人们的不同情况。

    比较尴尬的实际问题，是这些票往往并不那么符合工人们的心里要求。

    像有的人家里已经有电视了，却分到一张，等于没用。

    像有的人虽然家里没有，也想买电视，却还没攒够足够的钱。

    还有更多的人对到手的票种不满意。想买新的，来了张旧的。想买便宜的，来了张贵的。想买十二寸的，来了个九寸的。

    而遇到这些情况，工人们除了自己私下里调节一下，就只有继续等了。

    结果是许多人不得不把这些票子几乎无偿地转赠他人，多数是淹没在了亲友圈里。有不少票子，甚至就是白白地浪费了。

    洪衍武多么精明的主儿？响鼓不用重捶敲，这一听就动心了，他立刻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一片还无人触及的蓝海。

    现在的问题关键，就是能弄到多少票。只要票够，那可比“出国人员服务部”里面的利，还要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