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卫帆和成琳遭遇的困局相似。

    几乎与他们同一时间，陈氏父子也因为国情的原因，在事业上饱受磨难。

    他们父子俩的心血之作《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的第一部《父与子》，落入了一个难解的窘境里。

    几乎差一点就灰飞烟灭，被彻底毁了。

    说起这个系列的喜剧电影，在我国电影史上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

    他表达了一个叫“二子”的京城底层小人物，在改革开放时期经历社会巨变时，种种的无所适从。

    在电影里，这个似乎就活在人们身边的角色，一直在靠着本能的善良和质朴的天性，寻找着自己不确定的命运。

    正因为这个人物的言行都是从老百姓认可的价值角度所出发的。

    而且以生活化的视角，真实的记录下了当时社会飞速变化的时代状态。

    这一系列电影的影响和价值，完全可以与日本那号称最长系列的《寅次郎的故事》相媲美。

    不过实际上呢，作为这一系列电影的主创者。

    陈氏父子在创作之初，可没有这么明确的目标，如此高瞻远瞩的抱负。

    其实他们想拍摄这一系列喜剧电影的真正原因，不过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喜剧罢了。

    陈老爷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

    这种真诚、质朴的想法，才是他们爷俩最根本的创作动机。

    此外，或许还有个不能诉之于口的原因。

    那就是在陈老爷子的心里，喜剧将是比较安全的领域。

    没别的，“运动”中的亲身经历，让陈老爷子真的怕了那句“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好？”了。

    他既不愿重蹈覆辙，更不愿自己儿子以身涉险。

    于是从此拒不再碰反派，一门心思认准了喜剧道路，也是人之常情啊。

    只不过愿望虽然是好的，但许多客观问题需要面对，“东方卓别林”这条路实在不好走。

    比如说，当时共和国的电影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

    想要拍摄一部电影，必须由电影厂接受国家任务，或提出计划。

    经由国家批准，才能组织编剧、导演、摄制组，进行生产。

    影片完成后，还要接受电影局审查。

    最后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才能在全国的影院里发行放映。

    另外意识形态上，喜剧片也不受待见。

    在当时，陈氏父子以娱乐性为主的喜剧创作尝试，不仅显得太过超前，很有些“离经叛道”的味道。

    况且以片种而论，哪怕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喜剧片”，地位也远低于“艺术片”。

    说白了，如同公务员一样存在的电影从业人员，从上到下，只关心艺术成就和能否拿奖。

    根本没人在乎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没人在乎喜剧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经济利益。

    甚至当时的一些导演拍的艺术片是刻意去远离群众生活的，他们反倒以票房高为耻。

    所以在我国的电影业内，喜剧电影的存活空间一直都很尴尬。

    事实上，要不是陈老爷子是京影厂的党委成员，有一定的小权力。

    不惜倚老卖老，舍了面子，亲自抓了《瞧这一家子》和《夕照街》的剧本。

    这两部影片压根就不会出现在京影厂的拍摄计划内。

    自然也就不会有“二子”这个经典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观众们面前了。

    其实，就连《吃面条》这部小品也是一样的。

    定节目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节目太逗笑了。

    反倒因为顾忌不太严肃，缺乏思想性，没人敢拍板让它上春晚。

    要不是社会经验丰富的“红叶”，一直厚着脸皮拉着陈培斯在没被承认的情况下，坚持蹭车、蹭房参加“春晚”排练。

    再加上黄导格外看重，最后关头，他像当初支持谷依一样的力挺这个节目。

    如此经典的曲艺节目，恐怕也会无缘与全国的老百姓相见了。

    由此可知，在这个特定的年代，陈氏父子要想把他们的喜剧真的搞成系列电影，到底需要克服多少艰巨的困难。

    别的不说，拍摄之初，这“求名分”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

    因为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响和热度，可没用。

    老爷子为了前面拍的两部片子已经欠下两笔人情债了。

    短期内还想继续拍摄喜剧片，是不可能再获得京影厂支持的。

    而陈培斯又是隶属“八一厂”的演员。

    军队制片厂对拍摄内容的要求更加严肃，压根就没有喜剧片的名额。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的找门路，给自己的电影弄“准生证”。可惜上赶着不是买卖啊，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

    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甚至是饱含屈辱的。

    像去年，陈培斯和“红叶”还没走红的时候，曾特地坐火车带着他们自己做的剧本远赴“西影厂”。

    却没想到，那个因支持艺术片为“第五代导演”们集体感念的西影厂厂长，甚至都懒得出来见他们。

    只派一个副厂长很随便的翻了翻剧本，就明确的做了回绝。

    “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再往后，陈培斯和“红叶”无一例外都撞上了这样敷衍的软钉子。

    于是回去之后他们疲惫不堪的一商量，只能迫于无奈地采取“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

    那就是去外面想办法拉来投资，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摄电影再说。

    他们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来的运气上。

    认为或许拍完了电影，“名额”问题就解决了呢？

    没准人家也是怕给了“名额”，他们再提出资金和演员的要求，这才借口推脱的。

    也正是因此，随后才有了“红叶”和陈培斯借着洪衍武婚礼卖人情，然后请客吃饭找他拉赞助的事儿。

    可谁能想到啊，等好不容易拉来了投资吧，剧组也凭着四处求人攒起来了。

    他们甚至在年初的时候，还凭借《吃面条》拥有了名气，让他们的电影前景变得更有保障了。

    但偏偏到了现在，电影开拍过半，却飞来横祸，他们居然被人举报到了电影局那里。

    上面马上勒令停止，不许他们再拍了。

    这一下陈氏父子可是着了大急了。

    他们四处寻求门路啊，想要疏通关系，取消这个限令。

    可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主儿，却耍上了官僚主义那一套。

    咬死了政策，口口声声说任何电影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否则就是拍出来也不予发行。

    还说看在陈老爷子是个老同志的面子上，才没有严肃追究摄制组所有人员的责任。

    这已经算是宽大处理了呢。

    眼瞅着就要“师出未捷身先死”。可泥人儿也有三分土性啊。

    说句实在话，身为父母的，就没人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往往牵扯到自己的事儿或许能忍，可看见孩子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当爹妈的是忍不了的。

    所以陈老爷子得到这个不讲情面的反馈，也是真动了肝火了。

    老头儿索性豁出去了，直接跑到电影局拍了桌子。

    没想到这看似不顾身份的莽撞之举，却奏了奇效。

    敢情老爷子别看是靠反派成名的，但现实生活里人缘好啊。

    这事儿一闹大吧，让不少影坛的老同志都看不过去了，有过问的，有求情的。

    让电影局碍于情面，反倒不能不放这部电影一马了。

    这样最终，电影局就决定让“中影公司”收了这“没娘的孩子”。

    也就造就了我国有史以来唯一没有厂标的电影。

    可即使如此，陈培斯也高兴不起来啊。

    因为首先，这么折腾了一个溜够，停演了个把月，人都散了。

    道具、设备还得重找，经济损失实在不小啊。

    真要想再组织起班子把电影拍完，资金又不够了。

    其次，是电影局这次收购《父与子》纯属无奈，同时还下了“下不为例”的警告。

    这样陈培斯已经创作出来的第二部续集的剧本，肯定就没法再用这样的办法拍摄了。

    所以他还得再去求人，给他的第二部电影要“准生证”。

    而参与一同创作的编剧，专为此事找到了“长影厂”那边。

    “长影厂”倒是觉得剧本有潜力，表示同意接拍。

    但却又否定了父子搭档的这种喜剧模式。

    他们要求电影必须展示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说不能以喜剧人物为主角，一定要是一个正面的人物。

    因此决定要把剧本改成政宣剧，连电影也要改名叫《嘿，哥们》。

    这样，陈培斯便面临着一个怎么都窝心的艰难选择。

    到底是要让自己的心血彻底白费？还是把“孩子”送给别人，由着人家去任意打扮？

    最后，就连“八一厂”都开始给陈培斯施加压力。

    说今后不许他在外面折腾了，要求他好好专注本职工作。

    而陈培斯的处理方式正如他所扮演的“二子”似的，特别直截了当。

    居然主动扔了铁饭碗，连授衔和分房的名额都不要了，毅然决然从“八一厂”转业。

    为了坚持喜剧的理想，就连当初录取他的“田阿姨”劝他回心转意，他都没动摇。

    只是父亲虽然理解他，可家里的媳妇却不干呢。

    老婆哭了好几天了，说他是“名满天下，却身无片瓦”，很为今后的日子发愁。

    这下陈培斯倒是有点含糊了。

    因为虽说他眼下能靠着“走穴”捞钱，可毕竟不稳定。

    而且一直负责组织演出的“大猫”（刘晓芩）都出事了，似乎就要因为“走穴”被严惩了。

    那这事儿今后还能不能干，能干多久也就说不准了。

    他也怕有个万一，老婆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啊。